挖出104个人头骨 到底什么来头

这座东门，是石峁古城最宏伟的大门，至今保存着四千年前的结构。24颗人头骨集中埋在门道之内，不见躯干，显然是非正常死亡。死者为何出现在这座城最重要的入口？考古学者推测，可能与筑城祭祀有关。

在这座石头城之下，到底还埋藏着多少头颅，或许永远无人知晓。

人头只是这座城留下的第一个谜。沿着孩子刚才跑过的路线，这是一套精密的防御系统——瓮城护住正门，把进入者引向侧面；九米宽的门道并不直通城内，尽头被曲折墙体阻挡；两侧高大的瞭望台居高临下，监视着试图接近城门的人。

石峁人筑起了规模惊人的城墙，将人头埋入城门，又把狞厉的石雕嵌入墙体……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生活在战争的恐惧中。这座强盛而森严的巨城，究竟经历了什么？

自从2011年启动考古以来，石峁遗址迅速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古代遗址。陕北地区曾被认为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边缘地带，但石峁的出现彻底改写了这个结论。

梁峁之巅的石城

站在东门遗址，很容易感受它的时代气氛。遗址最高处至今仍超过四米，沿栈道爬到顶部，油然而生壮阔之感。这处制高点，是东门右侧的石墩，向远处可以瞭望城外，向近处可以监视进出城门的人，是一处戒备森严的瞭望台。

东门是石峁城址中最壮观的一座城门，在中国考古发现中，此前从未有一座城门有如此规模和复杂程度，因此获得“华夏第一门”之誉。城门前有瓮城阻挡，门道也设计成曲折的回廊。宁弯勿直，曲径通幽，这是防卫的需求。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曾说，它是中国城门的老祖宗，后世城门的所有要素它都有了。此前，瓮城、马面等城门防御措施最早可追溯到秦汉乃至春秋，而这些城门结构在石峁东门都出现了，将瓮城、马面、角楼的历史直接提早了一两千年。

向东门后眺望，远处山梁上浮现另一片巨大的遗址，那是仍在发掘而并未开放的皇城台——石峁古城的核心，也是这座石头城市最神秘的部分。台顶有约八万平方米面积，更为壮观的是，皇城台四周由层层退台式护坡石墙包裹，高达近七十米，如同披着一身石头甲胄。

石峁古城从未隐藏自己的存在。从古至今，很多墙体都裸露在地表之上，当地百姓就生活在这些石墙内外。石峁村的名字，就是因这些石墙而来。

距离石峁遗址约五公里的高家堡镇，今天仍是一个安静的陕北小镇。镇上开着不少挂面店，门外立着高高的木架，细长的挂面垂下来，在太阳下晾晒。就在这样寻常的陕北小镇景象中，一座巨大的现代建筑突然闯入视野。它体量庞大，横卧山脚，与周围低矮的店铺形成鲜明反差。这是2023年建成的石峁博物馆。

车经过博物馆，往身后的山上开，海拔逐渐升高，视野中一片片土塬，被天然的沟壑切割成相对独立的高地。塬上植被茂密，耕地里种着玉米、葵花和草药。透过一些山石裸露之处，可以看到山梁下是无尽的石头，正是天然的建筑材料。

这里海拔约1100米，四野开阔，云朵很低。路边有“石峁村”的路牌，但塬上已经极少见到村屋和村民。车沿山道上升，远处出现一个巨大的铁灰色棚顶，像一只铁鸟展翅在梁峁之巅降落，那里就是石峁外城东门遗址。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一座庞大的石头城突然出现，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石峁人没有选择一处温和的居所，而是建立了一道天然的防线。山梁狭窄、沟壑纵横，任何来自远方的接近都无法隐匿行踪。城墙沿山脊铺展，顺着地势抬升，把原本就险峻的梁峁进一步切割、封闭、加固。

“黄土高原独特的地质环境给人留下持久的印象，无论是这里的地貌景观，还是城市结构，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类似的例子。”牛津大学教授、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梁峁之上的石头城，呈现出一种极不寻常的气氛：它既是居住之地，也是戒备之地；既是权力中心，也是战争前线。在风不断掠过山脊的空旷之中，这座城保持着永久的警觉状态。

城门下的头颅

杰西卡·罗森到过三次石峁遗址，遗址的规模、绵延的城墙，遗迹东门和皇城台的巨大尺度，令她印象十分深刻。“石峁的规模、遗迹和背后的历史，使它很可能是过去二三十年中国考古发现中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她说。

石峁高耸而整齐的城墙，给人以视觉震撼和内心冲击。如果将目光从高墙移向墙脚，历史呈现出另一副面孔。

在今天的东门遗址现场，多个头骨坑打开在路边。其中一个坑里，24个头骨挤在一起。在瓮城外的另一个坑内，也埋葬了满坑头骨，数量不多不少，也是24个。这似乎有某种寓意。

其他地点也出土了几个头骨数量更少的坑，头骨总计104个，均压在早期地面或墙基之下。这些地方并没有专门墓坑，也没有发现完整的躯体，仅留下颅骨。他们出现在此，答案不难猜想：这些头骨很可能是在城墙修建时被献祭的。

一座城的入口，为什么会留下人的头颅？这是石峁留给后人的谜。如果说城墙代表秩序和权力，那么城墙下的人头，则揭示了这种秩序和权力背后的代价。

进一步的研究，让谜团更加复杂。目光转向城里，人祭和人殉更普遍地存在于石峁古城中。考古人员在城内皇城台等地区的墓地发现，一些高等级墓葬的木棺之外，安置着殉人，他们与墓主人一同被埋入地下。根据古DNA的研究，这些贵族墓地的殉人明显是被特意遴选过，呈现出一致的特征：女性占据绝对比例。

她们是谁？是战争中的俘虏，是被征服的异邦人，还是被挑选出来的牺牲者？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将头骨坑中的人祭与墓葬中的殉人相联系，他认为，这些人都应该出自征战，男性头颅被收集起来祭祀，外族女性和小孩则被蓄养为家族奴隶，并被大量用来殉葬。

沉默的头骨告诉人们，石峁文明并不是一个只有英雄与创造的故事，它同样包含着暴力、征服和牺牲。“石峁文化各个社群都修建了极端严密的防卫性石城，也都有频繁的征战，这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各个区域社会中特别突出，足以说明这一文化具有特别强烈的军事掠夺性。”张弛说。

答案最终在实验室里浮现。2025年，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古DNA研究，为这些人的身份找到了新的线索。研究人员对石峁及周边区域的人骨进行了遗传分析，发现一些高等级墓葬的殉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这些殉人的遗骸，还留下了被伤害的迹象。强大的石峁族群，并非建立在一个和平世界之中。恰恰相反，它可能是在冲突不断加剧的环境中胜出的一支。宏伟的城墙和复杂的防御体系，诉说着那个时代的人们面对过怎样的威胁。

蹊跷的盗掘

高台之上，石峁人用巨石筑起城墙，保护王的居所；而在地面之下，另一场隐秘的“战争”不见硝烟却惊心动魄。

在皇城台西侧，有一片范围不小的墓地。石峁社会已经形成了明显的等级秩序，最高等级墓葬拥有更大的墓穴和更复杂的葬仪：木棺装殓墓主，棺外放置殉人，最高一级的墓还会有殉狗。墓葬内象征财富和权力的陪葬品，成为觊觎者寻找的目标。

2022年至2023年，考古队对皇城台墓葬进行发掘，关于石峁的新认识由此浮出水面。

皇城台墓地目前发现的数十座墓葬中，多数遭受过盗扰。这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盗扰并非杂乱无章、一通乱翻。许多墓葬中，墓主人遗骸被翻动，木棺遭破坏，而墓壁上的陶器却完好无损。这不像是一次盲目的搜寻，更像一次目标明确的掠夺与破坏。

考古人员发现，石峁高等级墓葬有固定的空间布局：玉器等贵重物品随墓主人进入棺内，墓壁设有壁龛，壁龛内放置陶器、石器等一般器物。最珍贵的东西，都伴随在墓主人身边。

盗墓者似乎知道这个惯例。M4墓留下了一条清晰的“犯罪轨迹”：盗洞从墓葬南部进入，一直破坏到木棺内部。棺内人骨散乱，玉环、玉璜残片、绿松石珠等混杂在人骨之中，但东壁的壁龛未遭破坏，里面六件陶器、石刃及动物骨骼基本安然无恙。盗墓者显然不是为了陶器而来。他们绕过了壁龛里那些体积更大的陶器，直奔棺内。

其他墓葬也呈现出类似情形。M13墓盗洞从西南角进入，直达墓底，木棺西侧受到破坏，随葬玉环等物品被扰乱，但北壁壁龛里的陶器完好无损。M17经由东部盗洞进入墓室，扰及棺内，墓主人只残留下双脚，但壁龛中的成组陶器同样未被破坏。

如此有目的的搜寻，使得棺外的殉人和殉狗也保持完好，入葬姿态纹丝未动。这些殉人的骸骨面向墓主的棺木，屈膝侧身，应是有意摆放的。

耐人寻味的规律浮现出来：盗洞位置不同，方向不同，但目的高度一致——墓主人所在的木棺。盗墓者精准地找到了木棺的位置，将玉器等珍贵随葬品洗劫一空，有意或无意扰乱了墓主的骸骨，而次要的殉人、殉狗、陶器等，则一概未被染指。

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石峁遗址考古队首任队长孙周勇判断，盗掘者似乎对墓主身份、墓葬结构和陪葬情况了如指掌。“盗掘活动或发生于石峁城址衰落毁弃之时，盗掘者知悉准确位置乃至墓主身份。若此，盗掘行为是否与石峁上层社会政治斗争或者报复行为有关？抑或与引发石峁王国灭亡的重大事件相涉？”

严密的围城，坚硬的堡垒，献祭的头颅，残暴的盗墓……石头不发一言，但一阵肃杀的寒意却从历史深处传来。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战国”时代

那是一个流着鲜血的时代，或许是中国史前的“战国”时代。

如果将视野稍微拉远，从陕北到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北、冀西北，即便围绕“几”字形黄河最上边一横的那片区域中，数百座石头城先后涌现，成为中国史前遗址的一道奇观。

朝着黄河东望，直线距离石峁遗址五十公里的黄河对岸，坐落着另一座石城，与石峁高度相似，如同一座克隆的城——山西兴县碧村遗址。碧村遗址面积不到石峁的五分之一，但营造方式惊人一致：高台筑城、双重城墙、护墙包砌、河沟为屏，甚至都有在城墙中埋藏玉器的习俗。

碧村遗址考古负责人张光辉曾向《中国新闻周刊》形容，两座城“就像是根据一张图纸画的”，两者应当有紧密联系。碧村是石峁的盟友、附属城，还是替石峁守住黄河渡口的军事前哨？答案尚未明朗。但可以证实的是，石峁不是孤城，而是北方战争网络中的超级中心。

这些石城拥有共同特征：坚固的城墙，复杂的门道，以及明显的防御性质。石峁的瓮城、曲折门道和瞭望设施，在许多石城中都可以找到类似设计。在这片地带，时代气候骤然森严凛冽。

彼时的艺术风格，都在烘托着这种时代氛围，例如石峁遗址举世闻名的石雕。在皇城台的南护墙上和地面上出土了80多件石雕，其中20多件仍镶嵌在石墙中，剩余脱落在地，还有两个柱形石雕就立在地面上，如同纪念碑。这些石雕刻画的人面，很多都显露出狰狞的神色。孙周勇想象，当时石峁上层与四方贵客在此间走过，必然受到这些石雕的视觉震慑，“目光所及尽是镶嵌于高耸石墙之上的诡异图案，怎能不心生敬畏”？

猛然增加的防御设施、武器遗存和暴力痕迹表明，世界并不平静。不同区域之间，围绕土地、人口和资源展开着竞争与博弈。世界陷入动荡，和平一去不返。

但那并不等同于后世王朝之间的战争。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国家体系，更像是一场漫长的社会重组。石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崛起，并成为区域中心。

皇城台与内城、外城三重空间构成的石峁古国，总面积约四百万平方米。这是中国史前最大规模、最为复杂的古城之一。“过去，我们以为北方不是那么发达，是蛮荒之地。但现在，知道那时也有类似现在北京、西安、广州这样的格局。”孙周勇说，“至于它是谁的，还没法确定。”

“我认为，石峁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一个复杂交流网络的中心。来自南方的物品——漆器和玉器，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陶器，还有动物资源、冶金术等等，都被吸纳进来。”杰西卡·罗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石峁是一个极其富裕的中心，拥有大量人口，能够吸引各种资源汇聚于此。”

石峁古国出现之时，整个中国北方进入剧烈转型期。分散的聚落出现规模差异，大型中心性聚落整合形成。人群聚集在城墙之内，资源被重新分配，权力开始集中，王的地位越发显赫。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战争也是促使王权强化的重要途径，从军事指挥权演变到对集团内部事务的管理。“王”这个字，就来自斧钺的“钺”字，代表军事指挥权。

“《左传》中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那个时期有很多小的邦国。北方这些大大小小的石城，同属于石峁集团，还是彼此之间也有战争？都有可能。”王巍说，“总之，那是一个战争频发的时期，也是各族群相互整合的重要时期。”

石破天惊

能征善战的石峁人，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离开这座坚固的石城后，他们的子民最终如何融入漫长的历史？

石峁人消失后，石峁城没有消失。四千年来，石峁城墙一直在梁峁之巅的风雨之中，没有完全被泥土覆盖。至少在一百年前，石峁就被注意到了，最初的原因是这里流出的精美玉器。

石峁博物馆的开篇，陈列着几张旧报纸。1928年，天津《大公报》刊登的《陕北发现汉匈奴古物》报道称：“陕北神木县高家堡东十里许有崔家峁山头，四边隐有朽腐石墙……该处农人往往拨搜得铁片、铁箭头、玉片、铜带钮、铁马镫等物。”报道还称，农人康某私自发掘了一处古墓，盗出雕刻玉石、佩物，以及金丝织就的“金绣衫一袭”。

陕西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石峁遗址考古负责人邵晶根据报道中的地理信息，在附近调查了一番，认为被文中认为是匈奴“酋王垒寨”和“女王坟”的遗址，实际上就是石峁遗址。

民国时，外国人就曾购买到石峁的玉器。据不完全统计，有数千件石峁玉器流散海外。在20世纪初，大英博物馆、芝加哥美术馆等机构都收藏有风格类似石峁出土的牙璋或器物。当地人回忆，以前一下暴雨，人们就去山梁上捡漏，随便一装就有一车子的玉。1975年，考古工作者戴应新带着不多的经费，一次就从老乡手里收购回了126件玉器。直至21世纪以后，仍有盗墓贼前往石峁挖玉。在此背景下，石峁遗址的保护与发掘启动。

2011年开始的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改变了石峁的命运。初到石峁时，25岁的邵晶刚参加工作不久。那时的石峁只是梁峁之间依稀可辨的破旧城墙。考古队唯一可以使用的驻地，是一座废弃多年的土窑洞小院。多年后回忆第一次来到石峁的情景，邵晶写道：“洒扫庭院、接水拉电、安门配窗，离‘皇城台’不远处那座被废弃了20年的窑洞小院迎来了新主人——石峁考古队。”

考古从东门遗址开始。半年后，东门遗址的轮廓逐渐显现，四千年前的城门重新暴露在阳光之下，内外瓮城、南北墩台、门道、马面、角台等复杂结构依次出现。考古人员意识到，他们面对的不只是一座城门，而是一套此前从未在中国史前考古中发现过的城市防御体系。

2013年，刚刚正式发掘一年的石峁遗址，就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队确认了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的四百万平方米遗址构造，陕北这座史前聚落公之于世，堪称石破天惊。

2019年夏天，通往皇城台顶部的廊道中央，一个圆形石雕轮廓从泥土中露出。随着周围泥土被一点点清理，一件直径约五十厘米、高近一米的神面纹石立柱出现。彼时，考古已经转移到石峁遗址的核心区皇城台。次年，因为皇城台的发掘，石峁遗址再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十余年间，石峁迅速受到国际关注，获得“世界考古论坛·上海”评选的“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美国《考古》杂志将其评选为20世纪最初十年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2019年，石峁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失踪的石峁人

在中国历史上，煊赫一时的石峁人，到底拥有怎样的姓名？

人们试图在古史传说中寻找答案。有人猜想，石峁古城可能与黄帝部族有关，是传说中的黄帝都城昆仑；也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尧帝避洪水所居的“幽都”，是上古西夏的都邑，是北戎的所在，或者大禹与共工斗争时被毁的“不周山”……

但考古学者大多认为，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还不宜将考古遗址与古史传说对号入座。“文化记忆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是有价值的，但专业研究者必须依靠考古证据。”杰西卡·罗森说，“中国历史非常复杂，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还不足以将考古发现与文化记忆建立直接联系，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将石峁与古代五帝联系起来。”

值得追问的是：这样一支强悍的族裔，是如何在陕北高原上突然崛起的？他们最终又走向何处？今天的我们，身上是否有石峁人的基因？

盛筵易散，石峁遗址最终被它的主人抛弃，与此同时，北方数百个石城都成了空城。这场巨变或许与战争、气候变冷或资源争夺有关，至今没有确切答案。此后，另一个来自北方的游牧族群曾在此短暂居住，但很快也离开了。石峁遗址终究沦为空城。

石峁遗址的曾经存在，不仅填补了史前历史的空隙，也激发了更多期待：陕北地区或许还沉睡着另一座恢宏的巨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认为，石峁崛起之前，陕北可能已经经历了一次更早、更剧烈的文明变革。这次变革发生在距今4700年前后，即石峁崛起约700年之前，陇东南佐遗址等仰韶晚期中心逐渐衰落，而陕北却突然兴起大量石城，区域格局突变。这一变化可能与气候趋于冷干、资源竞争加剧，以及人群之间的冲突有关。

陕北或许正是崛起于此时，从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区域，迅速成为北方文明的重要中心。那么，在石峁之前，陕北是否存在一座规模更早的大都邑？它又在哪里？

韩建业认为，这个答案很可能是“有”，“那一定是石破天惊的发现”。如果这样一座都邑最终出现，其震撼力可能不亚于石峁。它将把河套地区的文明时间线再次提前，也可能揭示石峁为何出现、北方政治中心转移的过程。

本文转自：TNT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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