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包括台湾民众在内的全球华人回中国「寻根谒祖」是中共近年统战重点工作之一，诺鲁总统亚定（David Adeang）因外曾祖父为广东江门人，就曾于2025年7月及2026年2月两度赴广东江门祭祖访亲，但为何新加坡历任总理均为华人却避免赴中国「寻根谒祖」？对此，驻新加坡代表童振源指出，这种「刻意缺席」并非偶然，而是新加坡一以贯之的政策选择。
2026年3月，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前往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题演讲并会见海南省委书记。海南正是黄循财祖籍所在，然而他此行却完全聚焦于官方会晤与经济议题，未曾踏足文昌祖籍地，也未安排任何形式的祭祖活动。
童振源指出，对一个华裔占多数、却高度多元的国家而言，新加坡始终将个人的血缘与文化连结，与国家的政治忠诚与政策取向严格区隔。政要对祖籍地「保持距离」，正是对内凝聚认同、对外彰显独立的重要象征。
童振源在其个人脸书发文表示，自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作为移民社会构成的多种族国家，长期投入大量政治资本建构国族认同与种族和谐。在东南亚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新加坡逐步确立一项核心生存逻辑：打造一种超越血缘、族群与原乡情感的「新加坡人」身分。
为避免被强权或邻国视为中国的附庸，新加坡领导人主动引导华人社会，由早期「落叶归根」的情感依附，转向对本国的政治效忠与「落地生根」的身分认同。
前总理李显龙于2022年国庆群众大会指出：「新加坡的华族不再是落叶归根，而是落地生根。」这不仅是文化转向，更是政治定位的再确认——新加坡人的根，最终必须长在新加坡。
童振源称，若新加坡高层政要频繁返回中国祭祖，势必释放错误讯号，暗示对原乡仍存情感依附，甚至可能被外界解读为潜在的政治倾向或政策偏好。这不仅可能引发新加坡的马来裔与印度裔社群的疑虑，也可能侵蚀长期累积的多元族群信任基础。
他认为，在祖籍地议题上，建国总理李光耀与前总理李显龙所建立的，不只是个人选择，而是一种制度化的政治示范。李光耀为广东梅州大埔县第四代移民后裔，李显龙则为第五代华人。
李光耀一生出访频繁，中国亦是其重要外交对象之一，但他始终未曾返回祖籍地参访或祭祖。这并非血缘或文化上的疏离，而是出于对政治象征的高度敏感——任何象征性的「回乡」，都可能被纳入更大的中华民族叙事之中，进而模糊新加坡作为主权国家的定位。
童振源指出，2014年，中国地方政府斥资人民币3,000万元打造「李光耀祖居景区」，新加坡政府选择沉默、不予承认。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清晰而克制的政治讯号。
李显龙延续此一原则。其任内多次访华，与中国高层建立稳定互信，但行程始终局限于政府间合作框架，例如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与天津生态城等具体项目，未曾返回祖籍地参访或祭祖。这种做法明确传达：新加坡总理代表的是国家整体，而非任何血缘或宗族共同体。
除政要个人行为的节制，童振源表示，新加坡在文化政策上亦展现高度战略设计。随著中国政经实力崛起，其对海外华人的文化连结与影响力操作日益积极。新加坡社会清楚意识到，一旦血缘与文化认同被转化为政治忠诚，将可能影响国家决策的自主性。
相较于前几代领导人，黄循财所面对的环境更为复杂。作为第二代海南移民后裔，其祖籍连结更为直接，也更容易被外部叙事放大与操作。
2024年接任总理前夕，其海南文昌宗亲组织曾高调庆祝，称黄循财为「海南的骄傲」，相关内容亦在中国社群媒体广泛流传，试图将其纳入「中华儿女」的叙事框架。
童振源指出，在此背景下，黄循财于2026年博鳌之行不回去祭祖，释放出清晰的政策讯号：在经济合作上积极推进，在血缘宗亲连结上严守界线。唯一例外是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
2009年，卸任总理、时任国务资政的吴作栋曾造访福建永春祖居地。童振源表示，吴作栋此行并非单纯寻根祭祖，而是置于当时新加坡国内「新移民」辩论的背景下。面对本地社会对中国新移民的排斥情绪，吴作栋透过回到简朴祖屋，传递一项讯息：新加坡本质上就是一个移民社会，多数人都是移民的后代。
他借由回顾家族迁徙的艰辛与平凡出身，提醒新加坡民众，许多新加坡人的根可追溯至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或其他周边地区。理解这一点，有助于建立对新移民更开放的态度。
然而，他同时清楚划定政治底线：即使拥有1,304年的悠久族谱，并对五千年中华文明感到自豪，但「新加坡是一个主权国家、一个新兴国家，我们必须发展出新加坡的国家认同，而这种认同应该融合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多元元素。」
换言之，这不是一趟「回归原乡」，而是一场「诠释新加坡」的政治沟通。
童振源强调，新加坡政要「不回乡祭祖」的选择，本质上是对国家主权的高度维护。祖籍可以被记忆，但不能成为政治座标；文化可以被珍视，但不能取代国家认同。
因此，「落地生根」在新加坡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项经过历史淬炼、长期实践与反复校准的政治工程。它的核心不在于切断过去，而在于确保未来的忠诚方向清晰而唯一——可以记得你从哪里来，但必须清楚你属于哪里。
本文转自：TNT时报
